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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港毛笔文化博物馆

江西省进贤县文港镇地处赣抚平原,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被誉为“华夏笔都”,东靠316国道、京福高速公路,北邻温厚高速公路,西有抚河川流而下,是北宋宰相、著名词人晏殊的故里。    早在唐初,已有笔市,而生产毛笔的历史更为源远流长,相传在二千一百多年前,制笔技艺是由秦朝时期的咸阳人郭解、朱兴传授而来。东晋时期,临川内史、书法家王羲之专用文港毛笔,故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光照临川之笔”的颂赋.注:文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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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进贤县文港镇地处赣抚平原,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被誉为“华夏笔都”,东靠316国道、京福高速公路,北邻温厚高速公路,西有抚河川流而下,是北宋宰相、著名词人晏殊的故里。

 

文港毛笔文化博物馆 文港毛笔文化博物馆

 

  早在唐初,已有笔市,而生产毛笔的历史更为源远流长,相传在二千一百多年前,制笔技艺是由秦朝时期的咸阳人郭解、朱兴传授而来。东晋时期,临川内史、书法家王羲之专用文港毛笔,故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光照临川之笔”的颂赋.注:文港1969年前属临川管辖。清代,文港前塘邹家人在武汉经营“紫光阁”毛笔连锁店,生意兴隆;还有名曰周虎臣的人在上海开设笔庄,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亲笔为其题“周虎臣”匾额,勒其制作精致御用贡笔,定期上奉朝廷;另外,本镇亦有“紫光阁”、“文照轩”、"晋宏堂"等名笔店铺。当时,文港的毛笔,不仅畅销国内,且远销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誉满中外。

 

文港毛笔文化博物馆 文港毛笔文化博物馆

 

  冬日的华夏笔都——江西南昌文港仍然是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仿古街两侧的小楼房笔挺地竖立着,伴随晨光的阵阵叩门声,店主纷纷推开店门开始买卖。一派熙熙攘攘中,晏殊大道旁一所大气古朴的徽派大院却遗世独立般地安静着。院内曲径通幽,方塘水波不兴,小楼内千支毛笔立于木架之上。它们中,有的承载着郭沫若、梁漱溟、任继愈等文化名人的笔墨情缘;有的彰显着有志气的笔庄实业报国的理想;而更多的,以普通的形象,无声地诉说着那些关于毛笔的过往。
这便是中国第一个以毛笔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
 
  万千故事此处始
 
  毛笔,古称毛颖、毫素、管素等,亦有管城子、中书君雅称。作为一种书写工具,毛笔让佳音往来成为可能,让诗词书画炳耀其彩。就原料来看,毛笔可分为以羊毛为原料的软毫、以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和山兔毛为原料的硬毫,以及把两种毛按比例搭配的兼毫三类。
 
  文港制笔历史悠久,工艺纯熟,历史上曾出现三个高峰:一是北宋过渡到南宋时期,一大批文人学士齐聚赣南之地,带动了江西制笔的发展。二是明代,依托长江水路,江右商帮四处贩卖木材、瓷器,以及毛笔文具。三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早在清代,文港人周虎臣在上海开设笔庄,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亲笔题“周虎臣”匾额,勒其制作精致御用贡笔。同期,文港还有“邹紫光阁”“邹文照轩”等名笔店铺。至民国时期,中国文人、书画家大多喜爱江西笔,北京地区、长江以南,除江浙沪小片区域仍用湖笔以外,皆是江西笔的天下。
 
  正是基于本地深厚的毛笔文化底蕴,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在文港应运而生。
 
  博物馆占地18亩,建筑呈传统徽派园林风格,收集了元、明、清、民国及当代的毛笔实物,以及与毛笔生产、销售相关的物品。实在是一部实物呈现的毛笔发展史。
 
  馆藏的几千支毛笔,年代不一、形态各异,品种繁多,笔杆材质有简洁经典的竹管、洁白如玉的陶瓷、典雅大方的牛角、端庄贵重的象牙等。
 
  这些毛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关乎政治,这些笔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寄托着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政治抱负和爱国主张,有比较强烈的政治色彩;一类是名家用笔,馆中收藏了许多晚清至现当代的文化名家的用笔,笔或普通,却因使用者身份的原因,尤显贵重;三是生活用笔,它们从生活中来,“出身”平凡,却真实地反映着毛笔的历史。
 
 
文港毛笔文化博物馆 文港毛笔文化博物馆

 

  以笔为镜,在这间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时代风云、看文人风骨、看产业兴替。
 
  名家文豪笔端情
 
  对于一些文人墨客、学者大儒而言,笔是陪伴他们走过岁月、共书传奇的知音。获得一支顺手好用的笔,是一件幸事,一旦用惯某支笔,或某个笔庄的笔,便心之所依,不愿再换。这些笔由父亲传到子女,由老师传到学生,由朋友传给朋友……几经辗转、历经沧桑,因为缘分,最后齐聚到这家博物馆,成为回忆的起点,感情的寄托。
 
  毛笔文化博物馆陈列着一支湖州王一品斋狼兼毫大白云笔,这是郭沫若的用笔。湖州王一品斋是近现代四大名笔之一,乃著名的湖笔品牌。某年店庆,王一品斋特意在北京邀请了包括李可染、郭沫若在内的一大批名家出席。事后,郭老拿出一支早年在重庆用过的江西兼毫笔,让王一品斋以此为样本特制一批。经过几次试验,王一品斋终于完成了郭老的要求,郭老并题字留念。从此,这款毛笔长期陪伴郭老。毛笔文化博物馆建立时,通过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张恩和的帮助,郭老的女儿将这支父亲用过的毛笔捐了出来。
 
  与郭老的“高级定制”相比,当代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的用笔,则显得十分普通。它是民国时期闻名于京津的李玉田笔庄精制狼毫笔,白竹笔杆,填绿字,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侵蚀,竹杆已经泛黄,笔杆已经有些破损。为了使用方便,主人还在笔杆顶端用胶布缠了一根红绳。后来,任继愈就是用这支笔题写了“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的馆名。为了丰富毛笔博物馆的馆藏,随后,任先生还捐赠了一支乾隆年间故宫内府专门为皇帝特制的“九天雨露”纯紫毫毛笔,笔套四端镶嵌象牙圈,杆上刻字得欧阳询神韵,笔杆中间烙有火印,是典型的御用旧物。任先生说,此笔是上世纪40年代初在故宫工作的朋友所赠。
 
  馆中还陈列着两支梁漱溟先生用过的毛笔,以及一张梁先生用其中一支笔写字时的照片。梁漱溟,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毛笔文化博物馆建设时,梁先生早已作古,而梁先生与毛笔文化博物馆结缘却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博物馆馆主邹农耕与梁漱溟先生的长子北京大学教授梁培宽虽从未谋面,十几年来,一直笔墨交往。2010年,博物馆落成之前,邹农耕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梁培宽教授。之后,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拜访了梁教授。
 
  邹农耕说,走进梁家俭朴的客厅,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梁漱溟先生书写的“行其所知”,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恭敬地作了一揖。
 
  梁培宽当时年过八旬,身体不太好,但是客人的到来让他非常高兴,话题自然落到毛笔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和构想。当提到想请一支梁漱溟先生用过的毛笔来做镇馆之宝时,梁培宽笑了笑,说:“我早已准备好了。”说着,拿出一个仔细修补过的旧鞋盒,里面装有三支陈旧的毛笔、一锭小墨和一些别针、图钉、印章之类的文具。看得出来,这都是民国时期的旧物。梁教授说:“这三支毛笔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用过的,你挑一支吧。”
 
  面对如此珍贵的名人遗物,客人不敢挑选,梁教授宽厚地笑了:“那好吧,我来选,只是我不太懂笔。”于是,他选了一支笔杆、笔套都保存完好的毛笔。想一想,似乎觉得一支不太好,又从鞋盒里选了一支竹杆铜套的毛笔,再迟疑了一会,索性把那锭墨连同父亲亲自修补过的鞋盒一起送给了客人,并从相册中抽出一张父亲用其中一支笔写字的照片放在纸盒上。
 
  临走时,客人想聊表心意,梁教授却坚辞不受:“建毛笔文化博物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当我给博物馆买几片砖,盖几片瓦,略尽绵薄吧!”
 
  梁培宽割爱捐赠了父亲用笔,而上海的王运天则把老师王遽常的爱笔贡献了出来。王遽常,生于1900年,东南大学文史哲教授,著名书法家,以章草见长。1988年的某一天,师生二人正一起整理资料,意外发现一个锦盒,打开一看,居然是一盒新中国成立前杭州著名笔庄邵芝岩的毛笔。毛笔保存完好,有戊辰年(1928年) 年号。那时,王运天不太懂笔,但觉这些笔很漂亮,就问:“老师,这是什么时候的笔?”王遽常拿过来端详半天,说:“是早年朋友送的,一盒原本有四支,用了一支,剩下三支在这个锦盒里,在书房的一角藏了六十年。这盒笔你拿去吧,做个纪念。”
 
  一年后,老师溘然长逝,王运天把老师送的笔放在书房最醒目的地方,每天面对,寄托哀思。得知毛笔文化博物馆建成的消息,便委托好友把这盒珍贵的笔送到了文港。
 
  秋毫虽细握非轻
 
  毛笔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演变,从毫到杆、从外形到功能都在不断演变、完善。汉代,毛笔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的装饰工艺,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如蔡邕的《笔赋》等。此外,还出现了“簪白笔”的习俗——汉代官员为了奏事之便,常把毛笔的尾部削尖,便于插在头发或帽子上,以备随时取用。
 
  常言“马上相逢无纸笔”,在博物馆走走,你会知道,马上相逢是携带纸笔的。与汉代白马笔便于簪佩类似,行囊笔同样便于携带,随时可以书写。
 
  博物馆里就有一支袁世凯时期的行囊笔,此笔造型有明显的西洋特色,可见当时欧风东渐中国文化的影响。此笔的外套筒是白铜做的,上錾菱形草花,桂花纹,笔杆顶、底端呈皇冠状,分别嵌顶级深海红珊瑚一粒,笔杆与笔套有铜链扣相连。里面则是一支双料大楷摺笔——福顺,笔没有洗,墨迹依稀。
 
  众所周知,笔洗之后是湿的,会把旁边的东西沾湿;如果不洗,套上笔套时,笔里的墨会向外渗。于是,聪明的制笔人就发明了笔套筒,毛笔用完可不洗,直接套在里面,可随身携带。而且,下次再用时,只需沾一点墨,打开就能书写。
 
  对照史料,这支笔应该是某个大军阀的案头之物。平日,与他的宝剑一起放在办公室,行军途中,则“常侍左右”。
 
  从汉代传承下来的在笔杆上刻字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些刻在笔上的文字,诠释了时代的变迁。
 
  馆中收藏的一支林三益笔庄的狼毫小楷“胜利之光”,是抗战时期的产品,笔杆上“胜利之光”四个字,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胜利的渴望; 而胡魁章笔庄的“以康天下”,以曹操名句,抒发了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的抱负——他们的故事,就像一杯浓烈的酒,干脆、洒脱。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毛笔社制作了狼毫小楷“还我河山”;1972年中日建交,江西梅林笔厂生产的“友谊之花”远赴日本……如今,这些笔庄和笔厂大多已经消失,但镌刻在这细细竹杆之上的华夏儿女片片赤诚,却未曾断流。
 
  平凡毛颖意亦深
 
  博物馆内所藏最早的一支笔,是至今有六七百年的元代铜杆毛笔。此笔是一支非常普通的笔,并非文化大家、名将所用。然而就是这支普通的毛笔,却同样有着一段传奇的过往,围绕这支笔,我们能看到江西制笔的发展变迁。
 
  这支毛笔是我省学者万跃方意外所得。某日,他路过一个地摊,见摊前有一个宋代瓶子和一块石碑,瓶子很不起眼,里面还有大半瓶的陈土。摊主说,瓶子和碑是从吉安出土的。万跃方对这尊不起眼的瓶子产生了兴趣,买回去之后仔细清洗,发现土里还藏着一支笔,而这支笔被腐蚀得只剩铜杆和短短的猪鬃。万跃方兴奋异常,赶忙跑回去,找到那个摊主,再花了400元买回那块碑,那上面记载了墓主人的姓名、年代等信息,万跃方意识到,这可是这支笔最可靠的“说明书”。
 
  鸡毫笔也是江西的经典毛笔。江西没有做笔的原材料,为解决原材料短缺的问题,智慧的江西先祖就地取材,用鸡脖子中间的那一小撮鸿毛来做笔,而为了增加弹性,就把猪鬃加了进去。鸡毫笔是江西人智慧的结晶,可惜的是,由于制作选材精细、工艺复杂、不好把握等原因,到上世纪90年代,鸡毫逐渐消失。如今,博物馆还保留了几百支“文革”时期的鸡毫笔。
 
  除了毛笔,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多买卖毛笔的发票和单据、走街串巷卖毛笔的笔篓、买家与卖家之间成捆成捆的交往通信等。这些与毛笔有关的物什,静静地泊在博物馆里,讲述着永无结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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